至于感物而动，然后见其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用，而仁、义、礼、智之端于此形焉，乃所谓情。
此中原因正在于通常认知中的广与富等所谓有的界说，相对于欲望的永不知足而言，依然可以是主观性质感受上狭与贫的无，故广犹求其广，富犹求其富。此一理解正切合了荀子所言的人性的自然必然性作用的特点，同时，也为荀子欲多而物寡则争的断言确立了可理解的基础，至此我们乃可以为荀子的上述主张作出必要的辩护。
今人强学以求礼义，则可证明人性中没有礼义。葛瑞汉的思路与柯雄文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葛瑞汉的上述说法大体表达了两重意思：首先，他不认为荀子的性恶说是利己主义，并认为中国哲学意识中并没有西方式的利己主义。但遗憾的是，作者认为，荀子的天君之心不仅有主动追求礼义之善的能力……而且更是礼义之善的根源，其本身原具有道德价值义[13]（50）。依柯氏，所谓准经验主张（quasi-empirical）即包含了关于人类情境的一般观察，这些观察并不是直接可以获得证明的。
果如是，有关荀子的道德动机的说明便还有待深入研究。【4】陈大齐的这一观点见陈大齐：《荀子学说》，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第54页。尽管如此，儒释道三教在长期不断互动、交流、论争的冲突融合中，儒学以其特有的理论思维、礼乐制度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存在。
若执著于儒家文本的照着讲、跟着讲，还秉承衣钵式的接着讲、承着讲，就会使儒学愈讲愈枯燥无味，愈讲愈枯竭贫乏，为改变这种状况，使儒学得以新生，必须像程颢那样自家体贴出新理论体系、新核心话题、新诠释文本。哲学智慧是生命的觉解状态。创新的核心是儒学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即理论体系的创新，学术观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以地域性冲突和危机为化解对象的理论思维，已为全球性的冲突和危机的化解所代替
因此，哲学理论思维的创新在宏观演替上，就表现为人文语境随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历史变迁而不断转移。哲学理论思维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总是以核心话题（nuclear topic）的方式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新。
哲学思想的核心话题随时代精神的偕行而转向。如此，儒学必须敞开胸怀，汲取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营养，其最佳的方法是以他平他地对话、互动、交流。热爱生命必然追求智慧。宋明理学开出理学的哲学理论思维新体系，体贴出自家天理二字的新观点、新核心话题，运用义理之学的新方法，从而重新焕发了儒学的青春。
时代精神作为民族精神阶段性的体现，它是对民族的生命存在和民族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民族魂、文化根的塑造，以及对民族价值理想、终极关切的追求。援佛道入儒，适应了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终极关切的需要，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使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六朝的儒学，涣然而大明于世。儒学当今和未来的命运，只有坚持开放、包容，才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诸侯国分封割据到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社会实现了大转型、大变革。
汉武帝为使刘汉政权传之亡（无）穷，而举贤良文学之士，以对策的形式垂问乎天人之应。文本是思想言说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是主体精神超越的信息桥梁。
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殚精致思，吸收先秦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入儒，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回应了汉武帝天人之应的垂问，为当时社会治理中所存在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政令刑罚、礼乐教化、学术思想等的不一统的冲突，与由此而产生的危机，提出了化解之道，儒学获得了新生命。诠释文本随主体精神及其自由创造的选择而转换。
当代儒学思想的生命与创新，要深刻反思儒学之所以创新和获得新生命的历史经验，以及儒学之所以衰落以至遭厄运的历史教训，在反省这个历史经验教训时，可以获得诸多的启迪。（三）儒学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汇聚，又是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结晶和妙凝，亦是哲学家、思想家主体精神的度越和流行。宋明理学度越了自南北朝隋唐以来强势的佛教文化以及僵化了的儒家训诂之学，解放思想，探赜义理，融合中外，创新儒学，使儒学新生命获得璀璨地开显。宋元明清时的理学家，以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面对佛教的强势文化，他们出入佛道，尽究其说。换言之，这是对他者的经典文献、人物思想、历史事件不尊重、不平等对话、互动、交流，这样就不可能获得营养，也不可能公平、公正的评价他者。唐末五代的腥风血雨使百花凋敝，学术文化四处飘落，北宋的祐文措施，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从训诂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凝聚出能度越以往各种学说的理学理论思维体系。
无论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人文语境已不可同日而语。核心话题的转向，是哲学理论思维创新的话语标志。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考试的教本，而与先秦孔子所诠释的文本六艺、两汉经学的《春秋公羊传》、魏晋玄学的三玄（《周易》、《老子》、《庄子》）、隋唐佛学的佛典异，各个时期哲学理论思维所依傍的诠释文本随时代精神所体现的核心话题而转换。儒学如何适应社会的大转型的需要？如何能长治久安？是当时法、道、儒各家所思议的热门话题。
创新是获得新生命的动力源，这个动力源是古今中外多元无形相的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冲突融合而和合。哲学的思辨百年来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象理之辨的论争，其人文价值时间、全球生存空间和精神活动逻辑的理论思辨得以呈现。
尽管如此，儒释道三教在长期不断互动、交流、论争的冲突融合中，儒学以其特有的理论思维、礼乐制度的形式，获得了生命的存在。它与现代第一代新儒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为生民立命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自汉末到唐，由于内外的种种因缘，儒学未能唯变所适地创造出化解现实社会错综复杂的冲突和危机，从而淡化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理论思维、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领域的应有智能和效用。开出新儒学的生命智慧。
思想是精神的言说机制，精神总是思想着的精神，思想是确定作为精神的那种东西。哲学智慧是生命的觉解状态。
不管哪种学术文化、哲学理论思维，若封闭自我，自我设限，便是一条自杀之路。换言之，当代儒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无革故鼎新，儒学的生命也会凋谢。
其三、人文语境的转移。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1月24日15 版 进入 张立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儒家 。
既挽救了两汉而下，儒家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的颓势，又融突和合儒释道三教，把唐代三教兼容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天理上。世界上不存在万古不变的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诠释文本和人文语境，一切都变动不居，唯变所适，儒学亦不例外。在当代，若要开出儒学的新生面、创新儒学新生命，必须接受宋明理学的经验，建构自家哲学理论思维新体系、新观点的新核心话题和新方法。儒学由于理学家的创新，不仅获得新生命，而且把儒学发展到顶峰。
它是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的社会实践和动态选择中形成的一种知识，如董仲舒的天人之学或宋明的天理之学，便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哲学理论思维而开出儒学的新生命。其二、诠释文本的转换。
如果停滞新陈代谢和丧失创新力，那么，哲学理论思维的生命就会枯萎，价值就会隐去。广闻博采，便拥有与古今中外哲学文化对话、互动、交流的热情。
《公羊传》讲究义理阐释，微言大义地讲大一统，又杂合阴阳五行和刑名法术等，体现了两汉经学的天地人感通气象。两汉大一统、象数繁衍和辞赋华丽的人文语境，以及百家殊方道术分裂的情境，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而罢黜百家，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大一统的格局。
